第1129章 德国的裙带关系

柏林。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 人民委员会大楼。 新年过后的第一次会议，韦格纳没有按原定议程开始。 他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搁着一份报告，封面是空白的，里面夹着十几张手写的纸条。 纸条是监察部送来的，内容是过去半年里各地反映的干部作风问题。 他把报告翻开，没有念，只是把其中一张纸条拿起来，看了两眼，然后放下。 韦格纳抬起头来，扫了一圈在座的人——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迈尔、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的议程改了。” 他的声音很平，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出了那种平后面的分量， “先谈一件事。谈完了，再谈别的。” 韦格纳把那张纸条拿起来，念了上面的一行字——“某州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其子三年内从普通技工提拔为车间主任，其女从医院护士调任州卫生局科长，其妻从街道办事员调任州妇联副主席。 群众反映：一家四口，三年三级。” 他把纸条放下，又拿起另一张——“某区党委书记，其弟承包了区属建筑公司，其侄负责区属运输队，其外甥经营区属招待所。 群众反映：区里修路，包工头是书记的外甥； 区里运煤，车队队长是书记的侄子。” 他把这张也放下，又拿起一张——“某市驻军后勤部，部长之子入伍两年提干，部长之女经特招进入军校，部长之妻担任军属服务社主任。 群众反映：一家军装，全是军官。” 韦格纳把三张纸条并排摆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搁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 他扫了一圈在座的人，说了一段话，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 “这几张纸条，是我从监察部半年的信访汇总里挑出来的。 类似的还有很多。 我没有都看。 我看不下去了。 同志们，我们革命多少年了？ 二十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我们打响第一枪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反对什么？ 我们在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一个人靠着出身和关系占着位子不干活，另一个人累死累活连饭都吃不饱。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东西。但现在——二十一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回来了。 它不是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形式回来的。它是以‘同志’和‘家属’的形式回来的。 它比地主和资本家更隐蔽，更难查，更让人说不出话来。 因为人家不是地主，人家是‘革命干部的家属’。 人家不是资本家，人家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同志的后代’。 你说他不对，他说你‘忘本’。 你说他搞特权，他说你‘打击革命干部’。 你说他搞裙带，他说你‘破坏同志感情’。” 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搁在烟灰缸边上。 他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沉。 克朗茨坐在对面，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攥得发白。 台尔曼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 迈尔翻开一个本子，拿起笔，开始记。 韦格纳继续说：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第一，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流动，没有轮换，没有有效的监督。 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关系网就织起来了。 他的儿子、女儿、侄子、外甥、老部下、老战友——这些人都是他的‘关系’。 这些‘关系’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安排’。 不安排，就是‘不近人情’。 安排了，就是‘用自己人’。 第二，革命胜利之后，干部队伍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战时要打仗，谁能打谁上。 和平时期不打仗了，谁跟谁亲近谁上。 战时的标准是能力和战功，和平时期的标准变成了关系和背景。 第三，对这群人来说，物资是短缺的。消费品是不够的，住房是不够的，好学校是不够的，好医院也是不够的。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按需分配，但有些干部先拿走了。 先拿走之后，他们又不愿意放手，因为放手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样排队。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有些干部忘记了革命是为了什么。 他们觉得革命成功了，自己‘有功’，应该享受。 他们把‘人民公仆’这四个字念成了‘人民主人’。” 韦格纳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双手从桌沿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他的声音低了一些，但更沉： “这些东西的危害在哪里？ 第一，它让群众寒心。 群众看到干部的子女轻轻松松上军校、当干部、进好单位，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去扫厕所、挖煤、当兵——群众会怎么想？ 群众会说，革命革了二十一年，换了一拨人骑在头上。 这句话，我在一九三八年就听过。 当时我以为是敌人的造谣。 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二，它让干部队伍腐烂。 靠关系上来的人，能力够不够呢？ 德行够不够呢？ 但位置是这帮人占着的。 有能力的人上不来，慢慢就不想干了，或者被挤走了。 最后剩下的全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管自己人，没有监督，没有制约。 想不腐败都难。 第三，它会埋下分裂的种子。 干部的子女和普通人的子女之间，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 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阶级。 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又养出来一个新特权阶级。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二十一年就白干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台尔曼开口了。他的声音很粗，像是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 “主席，你说的这些，我见过。 我在内务部干了十几年，下面的情况我清楚。 有些地方，干部的子女犯法，没人敢查。 有些地方，干部的家属经商，没人敢管。 有些地方，干部的亲戚承包工程，质量一塌糊涂，没人敢说。 我处理过几个案子，处理到一半就有人来打招呼。 打招呼的人是谁？ 是老干部。 是老战友。 是当年一起打过仗的兄弟同志。 他说，你查我儿子，就是查我。 你查我，就是查革命。 这种话，我这段时间听的太多了。我烦透了。” 迈尔把铅笔搁下，抬起头来。他的声音很稳，但带着一种他很少流露的情绪： “主席，我建议——从今年开始，对干部家属进行一次全面清查。 所有干部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凡是在党政机关、军队、国有企业任职的，全部登记造册，公开公示。 凡是在提拔、调动、招工、入学等方面有异常的，一律倒查。 查到问题，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韦格纳点了点头。他从桌上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几行字。 写完之后他把纸递给迈尔，说： “这个方向对。 具体方案你牵头起草，台尔曼配合。 监察部、组织部、内务部联合行动。 时间——一个月之内拿出初稿，三个月之内开始试点，半年之内全国铺开。 另外，我提一条——干部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系统内担任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职务。 干部的旁系亲属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 干部的子女入学、入伍、就业，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违反了怎么办？ 违反了就处分。 严重了怎么办？ 严重了就撤职。 撤职之后怎么办？ 撤职之后还要追究推荐人、批准人的责任。谁推荐的，谁负责。 谁批准的，谁负责。 谁打招呼的，谁负责。” 韦格纳说完之后，把铅笔搁下，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灰色里，但雪停了，街上的行人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他看了一眼窗外，然后转回头来，对着在座的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等到群众上街的时候才想起来要改。 到那时候就晚了。 我们现在改，是主动改。 主动改，叫革命。 被动改，叫镇压。 我们选了主动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走到底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不管他有多老，不管他是不是当年跟我一起在三百零四高地起义——只要他搞裙带，只要他搞特权，就要处理。 我韦格纳今天把话放在这里。 你们记下来。 将来我要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你们也一定要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