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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想，说好。

第159章 新的可能

研讨会定在伦敦外交部大楼的远东司会议室。

鲤夏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多是外交部贸易司和远东司的中层官员，有几个是威廉当年的旧部，还有几个年轻面孔是最近几年新调来的。

这些人大部分都知道阿什顿公使娶了一位日本出身的夫人，但没有人见过他本人。

当他们看到门口走进来一个穿着深灰色呢子套裙的年轻东方“女子”时，会议室里的交谈声明显低了几度。

克劳福德站起来替他拉开椅子，介绍说这位是阿什顿夫人——也是最近几份远东贸易分析报告的执笔人R.A.。

坐在对面的一位贸易司参赞愣了一下，摘下眼镜擦了擦，说那些批注是你写的。

没有一丝疑问，是陈述语气——他已经从克劳福德口中知道了真相，他只是还没有把真相和眼前这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对上号。

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英日新通商条约的关税条款修订。

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提出要对英国棉布征收更高的进口税，贸易司内部有人主张强硬回应，有人主张让步，双方在几个税率百分点上争执不下。

鲤夏安静地听了大半个时辰，然后在讨论进入僵局时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评论税率高低，只是说英国的棉布贵，日本的农民买不起，他们穿的是本土产的麻布。

英国真正应该争取的不是棉布关税，是纺织机械的出口许可。

日本新政府正在推行殖产兴业，缺的是纺织机械和技术图纸，不是棉布。

如果英国在对日条约中加入纺织机械出口优惠条款，日本方面会在棉布关税上主动让步——因为他们更需要机器，他们其实也不想跟英国打关税战。

会议室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贸易司参赞慢慢摘下眼镜放在桌上，说他这就把这条建议写进下轮谈判的方案草案里。

研讨会在傍晚结束，散会时那位参赞握着鲤夏的手说公使先生以前在横滨时每次谈判都提到关税结构性问题，但从没提过纺织机械这个切入口。

鲤夏说他不提这个方向，是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开始本土纺织业的建设，时机不对。现在时机到了，可以说。

他从外交部大楼出来时，夕阳把白厅街两侧的石头建筑染成了浅金色。

马车停在街角，他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伦敦灰蒙蒙的天空，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在松月楼对威廉说过的那句话——权力不是官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那时候他用这句话教一个英国外交官怎么分析日本的朝堂格局。

现在他用同一句话在英国外交部会议室里替英国人分析怎么跟日本人谈判。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笔记，发现自己的思路确实变了——因为位置变了，视角也变了。

现在他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替英国争取利益的同时也替日本新政府的真实需求找到最合适的对接点。

那年冬天，鲤夏书房里的文件从克劳福德寄来的变成了直接从伦敦外交部送来的。

牛皮纸信封上的火漆印还是那个狮盾徽章，但收件人从“阿什顿公使”变成了“阿什顿夫人”——有时候甚至直接写“R.A.”。

贸易司和远东司的参赞们逐渐习惯了在遇到棘手的远东问题时给他写信，有时是正式公函，有时是私人短笺，措辞越来越亲近。

他参与的工作也从最初的贸易数据分析扩展到条约草案的条款审议、对日谈判策略的建议、以及英国在东亚殖民地政策的评估。

他有一次花了几个下午帮远东司审阅一份关于印度支那贸易路线的报告，在页边写了一行字：法国人在西贡修的码头比英国人在横滨修的更深，能停更大的船——长远来看法国可能通过内河贸易网络渗透中国西南市场，英国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应该从沿海转向内河。

报告回到伦敦之后克劳福德来信说，那位写这份报告的年轻外交官是个刚从牛津毕业的实习生，看完批注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自己的报告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

威廉这些事全部看在眼里。

他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藏书室里——他没有批公文，他只是在看园艺杂志和养鱼指南，偶尔写几封给老朋友的私人信件。

鲤夏的文件堆得比他的多，有时候鲤夏会问他某个条约条款的历史背景，或者英国在印度支那的哪条贸易路线最早是什么时候开辟的，他便把当年在加尔各答和横滨的旧档案翻出来一条一条讲给他听。

他知道鲤夏不需要他的指导——他只需要他的资料库，他自己有脑子去分析那些资料。

但这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能给的东西终于不只是地毯和琉璃珠了。

有一天傍晚鲤夏坐在书桌前批阅一份关于英日新关税条约的草案，眉头微蹙，钢笔在指间转了一圈又一圈。

威廉拄着手杖走过去把一杯新泡的红茶放在他手边，站在他身后看着桌上摊开的那些文件——有贸易数据，有条约草案，有从长崎和横滨同时发来的季度报告，还有一份克劳福德手写的短笺，说远东司打算在明年的对日谈判前临时组建一个顾问小组。

他把那份短笺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手杖靠在书桌旁边，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正式加入外交部。

不是作为他的妻子，不是作为退休公使的家属，不是作为私人顾问——是作为鲤夏·阿什顿。

鲤夏手里的钢笔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威廉，那双银灰色的眼睛在壁炉火光里格外安静，和很多年前在松月楼问他“你想不想学英语”时一样——不催他，不逼他，只是把一扇门推开，等他走进去。

他说，他行吗——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外交官的资历，他甚至没有真实的身份。

这些年他拥有过很多身份，但每一个都是别人给他的——花魁是老板娘给的，公主是母亲给的，天皇是三个男人帮他挣的，阿什顿夫人是威廉给他的。

唯独没有一个身份是他自己的。

威廉把手杖靠在桌边，告诉他英国外交部在几年前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制度，任何人——不论出身、不论性别、不论是否有大学文凭——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成为正式外交官。

不需要资历，不需要推荐信，只需要成绩。

而他，作为大英帝国公民，有资格参加考试。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外交部文官考试手册放在鲤夏手边，书页有些旧，是他几个月前从伦敦带回来的，一直放在书架上，等着他哪天来问。

鲤夏低头看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狮盾徽章。

他伸手翻开第一页，上面是考试科目列表——国际法、外交实务、贸易经济学、至少两门外语、以及一篇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论文。

他合上手，抬起头，开口说了一句话：“我想试试。”

第160章 助理参赞

备考的日子从那年冬天开始。

鲤夏把每天的时间分成了三块——上午复习贸易经济学和国际法，下午练习法语和英语的笔译，晚上写论文。

书房里的文件暂时被挪到了矮桌上，书桌上取而代之的是厚厚一摞教科书和参考材料。

他把国际法里关于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部分用日文注解写在页边——因为这些东西和他当年在京都皇居跟威廉讨论的治外法权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现在他用英语来背。

他发现很多东西他其实早就知道了——不单单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更多是在松月楼、在京都皇居、在横滨密室里用实战经验磨出来的。

关税谈判、地缘博弈、利益交换、权力制衡，这些事他在还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

威廉每天早上会把早餐送到书房，有时是贝茨太太烤的吐司配煎蛋，有时是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

他知道鲤夏一旦坐下就很难再站起来，所以干脆把饭送到书桌前。

晚上他会强迫鲤夏停下来，手杖点在书房门框上说“现在是睡觉时间”。然后一直烦着鲤夏，直到他生气，威廉又会亲他一下，牵着他的手两人一起去休息。

偶尔在睡前帮他对几道贸易经济学的题目，他看到鲤夏用一套远比教科书更灵活的框架回答那些理论问题时忽然笑了，说如果让他去批这份考卷，他会给满分。

考试在次年早春，地点是伦敦白厅街的外交部大楼。

考场设在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长桌上铺着深绿色的呢绒布，墨水台和吸墨纸一应俱全。

来参加考试的大多是年轻人——刚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年轻男子，穿着体面但略带拘谨的西装。

鲤夏走进去的时候有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低头翻笔记，没有人认出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深灰色呢子套裙的东方人是前驻日全权公使的夫人，更没有人知道他在几年前曾经是吉原最红的花魁、后来是日本的天皇。

他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摊开试卷，拿起了钢笔。

笔试持续了一整天，上午是国际法和贸易经济学，下午是外语和论文。

外语他选了日语和法语——日语他考了满分，法语主考官在口试时用法语问了他一个问题：请用法语解释为什么日本在幕末时期选择了对英开放横滨港而非继续锁国。

鲤夏想了想，用流利的法语回答说，因为英国人给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技术，荷兰人给的是贸易，法国人给的是文化，只有英国人知道日本真正的需求不是消费品，是工业革命的钥匙。

口试结束之后主考官摘下眼镜问他是从哪里学的法语，他说他的丈夫教的。

主考官说，你的丈夫一定是一位优秀的语言教师。

几周之后，考试成绩公布，鲤夏的总分排在所有考生的第二位。

克劳福德用加急信把成绩单寄到庄园，在信纸空白处用他惯常的潦草字迹写了一行小字：贸易司参赞说，如果她愿意，远东司的大门永远敞开。

鲤夏把成绩单摊在餐桌上，看了很久。

窗外的约克郡山坡上积雪刚开始融化，草地露出嫩绿的新芽。

他把信折好放进袖口的内袋里，转身抱住站在旁边的威廉，把脸埋进他的肩窝里，闻到那股熟悉的旧纸张的气味，说：“我考上了。”

正式任命书在成绩公布后寄到庄园。信封上印着外交部的狮盾火漆印，里面是一纸文书，措辞简洁而正式——任命鲤夏·阿什顿为外交部远东司助理参赞，即日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