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中的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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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慌不忙的三色堇园子 · 更新时间未知
在这期间英国可以向日本提供最新的纺织机械和技术图纸,帮助日本提高本土生产效率,作为对等条件,日本开放横滨和神户两个港口给予英国商船最惠停泊权。
他说完之后将备忘录轻轻合上,坐回椅子上。会议厅里安静了片刻,只有壁炉里的炭火发出一声细微的爆裂响。
远东司参赞偏过头来对他低声说了一句“比你之前报告里的建议更具体,阶梯关税这个提法可以直接写进草案”。
德川昭信从鲤夏站起来的那一刻就一直看着他。
他听过鲤夏说英语——在松月楼,那时候他刚开始跟阿什顿学,只会最简单的“hello”“thank you”“tea”,每次发音不准都会皱眉头,阿什顿会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声音一遍一遍纠正他。
现在他站在白厅街的圆桌会议厅里用流利得近乎完美的英语陈述一套复杂的阶梯关税方案,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每一个专业术语都使用得恰到好处。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松月楼,鲤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我。”
那时候他不服气,觉得自己能带兵、能打架、能在老中会议上顶撞一条景隆,怎么就照顾不好一个人。
现在他知道鲤夏说的是对的。
他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他,他已经站在了比他还高的地方——不靠血统、靠任何人的施舍,是靠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场考试一场考试地考。
他把钢笔搁在备忘录上,靠回椅背,嘴角那颗痣动了动,露出一个很轻很淡的笑。
一条景隆没有笑。
他靠在椅背上,左手搁在桌上,右手垂在膝头,手指无意识地转着拇指上那圈戒痕——那枚翡翠扳指已经很久不在那里了。
他看着鲤夏站起来陈述立场,看着他用修长白皙的手指翻开备忘录,看着他额间那颗朱砂痣在穹顶壁画的金色光线里依旧安安静静地嵌在雪白的皮肤上。
他想起在松月楼的格子窗后面第一次听他弹三味线,那时候他还是个刚评上太夫的中级游女,坐在琴前低着头拨弦,他站在走廊里听了很久,推门进去只说了一句“弹得不错”。
后来他把他捧成了花魁,给他穿最好的衣裳戴最贵的首饰,在紫宸殿的御书房里手把手教他怎么理解各藩大名的利益格局。
那时候他以为他只是在养一只漂亮的宠物。
现在这只宠物坐在英国外交部圆桌会议厅的谈判席上,用一套他从未听过的阶梯关税理论,把日本生丝和英国棉布的贸易逆差问题拆解得干净利落。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京都偏殿里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你大概是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老中会议上替你挡掉了多少本来会落到你头上的刀。”
那时候鲤夏没有回答。现在他知道——他不需要任何人替他挡刀了。
他微微偏过头,看了一眼德川昭信。
昭信正靠在椅背上,嘴角挂着一个极淡的笑,那个表情一条景隆从未在德川家那个年轻气盛的小崽子脸上见过——尊敬?崇拜?还是仰慕?都是,但又都不是,更像一种安静而骄傲的确认,像是在说:看,那就是他。他做到了。
圆桌两侧的外交官们开始低声交换意见。
英方贸易司副司长在速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法律顾问翻出条约草案中关于关税调整机制的条款,用钢笔在页边加了几行注释。
日方那边,外务省翻译官凑到一条景隆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一条景隆微微点头,没有回答,目光仍然没有从鲤夏身上移开。
他在用左手翻阅备忘录里夹着的统计数据表,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划过,和很多年前在松月楼弹琴时拨弦的动作一模一样。
他今天穿的是西装,不是和服,不是天皇礼服。
炭灰色的羊毛面料贴合着他的身形,肩线利落,腰身收紧,袖子卷起半寸露出纤细的手腕。
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极淡的旧疤痕,是当年在松月楼被一条景隆用烟斗烫过无数次之后留下的。
现在那道疤痕被西装袖口遮住了一半,露出来的部分在窗外漏进的伦敦日光里泛着微微的银白色光泽,像一道被时间磨平了的旧伤痕。
外交大臣敲了敲桌面,宣布进入下一项议程——关于横滨港和神户港的最惠停泊权条款。
一条景隆开口了,他说日方对阶梯关税机制的总体方向不持异议,但认为关税调整的时间跨度应该从五年延长到七年,给日本本土纺织业更长的适应期。
同时日本希望英国在提供纺织机械和技术图纸之外,增派一批纺织工程师到日本进行为期两年的技术指导。
第168章 人都会变
鲤夏听完翻译官的转译,接过话头。
他说七年适应期对于英国棉布出口商来说过长,会造成他们在东亚市场的不确定性溢价。
五年是合适的——日本本土纺织业在过去三年里已经完成了从手工织机到水力纺纱机的初步转型,五年之后本土产能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关于增派工程师的建议,英方原则上同意,但希望将技术指导的范围从纺织扩大到矿业和铁路——英国可以在九州和关东各设一个技术培训中心,由英方提供设备和师资,日方负责场地和学员。
这样既符合日方殖产兴业的国策方向,也能为英国机械出口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一条景隆看着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个动作他太熟悉了——每次他在老中会议上听到一个值得重视的提案时就会这样。
他说这个方案可以进一步讨论,建议在本次谈判结束后由双方贸易专家组成联合工作组,就技术合作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
外交大臣笑着说这是个建设性的提议。
谈判在下午四点半顺利结束,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半个时辰。
会议结束后,双方外交官陆续起身。
圆桌周围的气氛从谈判时的紧绷转为社交性的轻松,服务生端着银托盘送来了雪利酒和水晶杯。
英方官员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和日方同僚交换名片、寒暄天气、讨论伦敦秋天的雾是不是比往年更重了。
鲤夏端起一杯雪利酒,站在圆桌靠窗的一侧,阳光透过穹顶的玻璃落在他侧脸上,把他额间那颗朱砂痣染成了浅金色。
昭信和几个英方军官站在几步开外,正在回答关于近卫师团骑兵编制的问题。
他的英语在这几年里进步很大,虽然还带着浓厚的日语音节痕迹,但已经能自如地讨论军事术语。
他说到某个复杂的编制术语时卡住了,转过头来用日语问鲤夏这个词英语怎么说。
鲤夏用英语把那个词念了一遍,昭信跟着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笑,嘴角那颗痣终于翘了起来。
一条景隆站在圆桌另一侧,手里端着一杯没喝过的雪利酒,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今天的谈判从头到尾,他听鲤夏陈述英方立场、提出技术合作方案、在翻译官卡壳时自然地接过话头用流利的日语补充了英方对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
他的日语依然是他教出来的——敬语的使用分寸、专业术语的准确度、在谈判桌上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每一处都有他的影子。
但他已经不是他的了。不是任何人的。
一位日本外务省的年轻翻译官鼓起勇气走上前,双手递上名片,用英语说阿什顿参赞,您在关税谈判中的分析非常精彩,我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目前在研究英日贸易法的比较,不知以后是否可以写信向您请教。
鲤夏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用日语说你是京都人。
翻译官愣了一下,说您怎么知道。
鲤夏说你的口音,尾音上挑,和京都方言一模一样——他以前在京都住过一段时间,很喜欢那里的豆腐料理和鸭川的夜景。
翻译官脸红了一下,说下次您来京都,我带您去吃最正宗的汤豆腐。鲤夏笑了笑,说好。
一条景隆把这段对话从头到尾听完了。
他记得那个夜晚——有一次在紫宸殿御书房批完文书,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养神,鲤夏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说鸭川的夏天比京都的冬天好看,河滩上有萤火虫,像星星掉进了水里。
他当时没有接话,只是在心里记下了。
后来他去大阪巡视改革进度,路过京都时特意绕到鸭川边,坐在河滩上看着黑漆漆的水面,心想现在没有萤火虫,也没有他。
他走到鲤夏面前,把手里那杯雪利酒放在旁边的窗台上,说有些事想单独跟他说。
鲤夏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他们走到穹顶下方那根最大的科林斯柱旁,离其他人都有一段距离,窗外的暮色正从灰蓝沉入暗紫。
一条景隆说你今天的谈判策略准备得很充分,引用的几个数据和时间节点的选择,恰好把节奏卡在了双方谈判底线的中间位置。
鲤夏说了句“谢谢”。
一条景隆又说,会后的技术合作提案也很得体——把日方的谈判重心从贸易摩擦转移到了技术合作上,既保全了日本方面的面子,也为英国机械出口拿到了实质性的条款。
这套打法不是一般外交官能驾驭的,需要两个条件——对日方利益格局的深刻理解,以及在英方内部拥有提出方案的独立权限。
他顿了顿,说你很优秀。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微微欠身,对鲤夏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回了日方使团的队列。
他的脊背还是那么直,下颌还是那么微扬,但鲤夏注意到他转身时又习惯性地去摸拇指——那里没有翡翠扳指,只有一圈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戒痕。
谈判正式结束后,双方外交官按惯例在会议厅门口握手告别。
这是标准的外交礼仪——按职位高低依次握手,每人一句简短的告别语。
鲤夏站在英方队列靠后的位置,排在远东司参赞和贸易司副司长之间。
日方官员依次走过来,先是几个随行秘书和翻译官,握手时微微鞠躬说“谢谢您的关照”;然后是外务省的几位高级官员,握手时多停留了几秒,说“期待下次再见”。
轮到昭信时他握住鲤夏的手,力道很轻,和很多年前在松月楼第一次被鲤夏握住手时一模一样。
他说,他明天就回日本了。
他刚才在谈判桌上说的那个技术培训中心,他回去就让人在纪州先建一个,专门教纺织和矿业,请英国人来教,也让日本姑娘去学。
他会把那份谈判备忘录带回去给军部的老臣们看,告诉他们英国远东司有一位助理参赞,是日本人,是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