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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簪子少说有十几支，金的银的玳瑁的，步摇上的银链子走路的时候好看，停下来之后就只剩下沉。

还有那双高木屐，比普通花魁的高出两寸，穿着走了整整一个时辰，小腿的肌肉已经隐隐在跳。

他推开自己房间的纸门，进门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到窗前坐下，而是站在门口，两只手撑在腰后，闭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

阿梅已经在屋里候着了。她知道游街结束之后金鱼姬第一件事就是卸妆，所以提前把热水、毛巾、梳子、卸妆用的胡麻油全备齐了。

铜镜擦得干干净净，镜前点了两盏油灯，光线明亮而柔和。

金鱼姬走到梳妆台前，没有像平时那样端正地跪坐下来，而是一屁股坐在了坐垫上，两只脚直直地伸在前面，脚踝从打褂的下摆里露出来，上面勒了两道红痕，是屐带磨的。

他把木屐蹬掉，赤脚踩在榻榻米上，脚趾蜷了蜷又松开。

“先把头上的拆了。”

阿梅跪到他身后，开始从发髻的底部往上一支一支地取簪子。

每取一支她都要小心翼翼地用手托住发髻的其余部分，防止整片塌下来。

金簪放在托盘上，十几支簪子叮叮当当响了好一阵才全部取完。

然后是步摇——步摇是最难拆的，银链子缠在发丝里，稍微用力就会扯疼。

阿梅用了将近一盏茶的工夫才把步摇完好无损地取下来，她心里松了一口气。

发髻拆散了之后，头发垂下来，铺了一背。

阿梅拿梳子从头顶往下梳，梳到后脑勺的时候，梳子卡了一下，扯断了好几根头发。

她心里一紧，做好了被掌嘴的准备。

金鱼姬只是嘶了一声，没有回头，也没有发火，像是累到连脾气都懒得发了。

接下来是卸妆。胡麻油倒在手掌心里捂热了，往脸上轻轻按摩。

白粉被油慢慢溶解，从皮肤上浮起来，变成一层浅灰色的浊液。

阿梅用温热的毛巾一点一点地擦掉浊液，毛巾换了三盆水才把他脸上的粉底卸干净。

等到最后一道妆卸完，铜镜里映出的是另一张脸——皮肤素净得近乎苍白，嘴唇上没有胭脂之后略显浅淡，眉毛的尾端有几根散乱的碎毛，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红印，是被金簪压了一个时辰压出来的。

额头正中央那颗朱砂痣，在金粉被擦掉之后反而更加显眼了——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活的红色。

金鱼姬对着镜子看了一阵，伸手把领口的衣襟扯松了些。

阿梅帮他脱下打褂——那件衣服的系带在背后，自己解不了。

打褂从肩上褪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像是被卸了一层壳，肩膀一下子塌了下来，脊背弯了。白色的单衣里面，后背的汗已经把布料浸湿了半截，贴在肩胛骨上。

阿梅把他的换洗衣物递过来，他接过去放在膝上，却没有急着换。

他挥了挥手让她出去。

阿梅把茶水和点心在矮桌上摆好，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间，顺手把纸门合严。

屋子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没有换衣服。那件被汗浸湿的单衣还贴在背上，他懒得脱。头发也懒得挽起，就那么散乱地铺在肩上和背上。

他坐在窗前，没有点灯——刚才卸妆时点的两盏灯已经被阿梅灭了一盏，剩下的一盏也快烧尽了，火苗在灯盏里跳了几下，最后慢慢缩小成一粒豆大的蓝光，灭了。

月光从窗纸的缝隙里漏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是一团模糊的、蜷缩的灰影。

窗外还有零星的喊声，是那些守在松月楼门口不肯走的闲人。

有人喝多了在唱歌，有人还在喊金鱼姬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嗓子劈了也不停。

老板娘打发了一个伙计出去赶人，伙计好说歹说才把最后几个赖着不走的请出了巷子。

门板合上，门闩落下。

安静了。

他靠在墙上，把脸埋在膝头，脊背微微起伏。

瓷缸里的金鱼在黑暗中缓缓游动，偶尔碰一下水面发出极细微的响声。墙角的香炉早就灭了，那股梅香也散得差不多了。

他闭上眼睛——在那群人的欢呼声里走了两个来回，没有表情，没有感觉，连厌恶都没有，因为连厌恶都需要花力气，而他连这点力气都不想花。

他只是一个精致的人偶，被人穿上华服、戴上金簪、推上街去展示一圈，然后收回箱子里，等待下一次被拿出来。

展示和收箱之间，没有一样是他自己的。

他把脸从膝盖上抬起来。月光下他的表情看不太清，眼窝的位置有两团阴影，嘴唇抿着，嘴角没有上扬也没有下垂。

他没有叹气，没有自言自语，只是伸手从矮桌上拿起一个茶杯——是凉的，阿梅走之前倒的茶已经凉透了。

他端着凉茶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又靠回墙上。

窗外开始下雨了。吉原的秋雨不大，细细的，打在瓦上沙沙地响，把白天那些浮尘和喧嚣一起洗进了泥土里。

第24章 威廉·阿什顿

船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靠岸的。

横滨港的栈桥刚翻新过，木板还带着松脂的气味，被海水泡了半个月的边角已经泛了白。

码头上站着两排人，撑着油纸伞，雨还没下，伞已经撑开了——挡太阳。云层很厚，太阳本就没什么力道，但礼数不能少。

站在最前面的是外务省派来的接待官，姓田边，四十出头，留着两撇精心修剪过的髭，穿着一身崭新的洋服，领结系得太紧了，喉结上下滚动的时候领结也跟着一动一动。

他的身后是横滨海关的官员、翻译、书记，还有几个来看热闹的本地商人，穿的是和服，和那些穿洋服的站在一起，像两张不同颜色的纸硬拼在一起。

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蒸汽船，烟囱还在冒烟，黑烟被海风吹散了，一缕一缕地挂在灰白的云层下面。

舷梯放下来的时候，铁链哗啦啦地响，码头上的搬运工们都停了手里的活，抬头往上看。

第一个走下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秘书打扮，金发，瘦高个，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的文件包。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是随行人员，清一色的深色洋服，皮鞋踩在栈桥上咚咚地响。

最后出现的那个人的身影，让栈桥上的田边下意识地直了直腰。

那人站在船舷边上，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拄着一根暗黑色的手杖。

海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黑色的头发，不算长，梳成偏分，发间有几丝银白，在黑发里格外扎眼。

他大概四十出头，骨相是纯粹的西方人，眉弓高，鼻梁直，下颌的线条刀削一样利落。

但五官的排布又比一般的西方人要柔和些，眼睛不大不小，眼尾微微下垂，嘴唇薄而直。

他穿的是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马甲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怀表的金链从扣眼穿出来，在阴天的光线里偶尔闪一下。

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有极细的银色条纹，领带结打得不大不小，刚好占满领口的空间。

他站在船舷边往下看了一眼，然后才开始下舷梯。

他的左腿有问题。每下一步，身体的重心就要往右侧偏一偏，右手的手杖先落定在下一级阶梯上，然后是右脚，然后是左脚——左脚落下去的时候膝盖微微僵着，落定了才敢把重量挪过去。

动作很慢，但不狼狈。

那种慢是久已成习惯的慢，每一步的时间都掐得一样，像是在走一条只有他自己知道节拍的路。

他身后那个金发的年轻秘书几次想伸手扶他，都被他用一个极小的手势制止了。

田边把手里的伞交给旁边的人，快步迎上去，在舷梯底部站定，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驻日英国公使館、一等書記官——アシュトン様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您是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阿什顿先生吗？）

翻译正要开口，那人已经接了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个词的发音都清清楚楚，像是把每个音节都剪过了再拼起来。

“William Ashton.正是在下。有劳诸位久候。”

田边直起腰来，正面看到了那双眼睛——银灰色的。不是蓝，不是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颜色，像冬天伦敦的雾，又像旧银器上那一层薄薄的氧化层。

那双眼在看向别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然的、礼貌的距离感。

他把手杖换到左手，伸出右手和田边握了一下。

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手心干燥微凉。

握手的力度刚好——不太轻，让人觉得敷衍；不太重，让人觉得压迫。就是一个精准到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握手。

田边注意到他的左手始终握着手杖，站姿看似端正，但重心明显偏在右腿上。

他想起外务省提前送来的文书上提过一句，这位阿什顿先生在克里米亚战场上负过伤，左腿有旧疾，不宜久站。

文书上还提过，他出身约克郡的贵族家庭，祖上是诺曼底登陆时跟着征服者威廉过来的老牌绅士，家中有庄园和田产，本来不用去打仗的，但他在剑桥念到一半自己跑去参了军。

打完仗回来，腿上多了块弹片，军衔升到中校，却没有继续在军中发展，而是进了外交部。从君士坦丁堡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到横滨，一路往东，离英国越来越远。

“阿什顿先生一路辛苦了，”田边侧身引路，“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今晚外务省在吉原为您设了洗尘宴，还请您赏光。”

威廉·阿什顿正往前走，听见“吉原”这个词，脚步顿了一下。

他的手杖在栈桥的木板上点了点。然后继续走了，什么都没说。

吉原。

他在来日本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地方。

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使馆里有个在日本待过三年的老通译告诉他，吉原是江户最负盛名的游廓，艺伎、茶屋、扬屋，鳞次栉比，是日本男人寻欢作乐的最高去处。

那位老通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大概是在暗示他到了那里就会明白什么叫“日本式的享乐”。

阿什顿当时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马车从横滨一路驶向江户。路不好走，雨后未干的泥路被车轮碾出一道道深辙，车身颠簸得厉害。

阿什顿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杖竖在膝旁，右手搁在杖头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杖柄上那些细密的花纹。

车窗外的风景在暮色里渐渐模糊——水田、村庄、远处的山影，都笼在一片灰蒙蒙的暮霭里。